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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法師經米倉道入蜀考

2020-08-29 08:36 來源:巴中日報 作者:黃政鋼點擊量:

玄奘法師(602—664),唐代著名高僧,洛州緱氏(今河南洛陽偃師)人,俗家姓名“陳祎”,法名“玄奘”,被尊稱為“三藏法師”,后世俗稱“唐僧”。玄奘法師是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僧人,因曾不遠萬里,歷十七年終于將佛經從印度取回長安并進行翻譯,被魯迅先生稱為“舍身求法的人”而贊譽之為“中國的脊梁”。

史載,玄奘法師于公元618年與其兄長捷法師一道曾結伴入蜀。對其入蜀的具體線路,史書上并沒有明確的記載。本文依據相關歷史文獻,同時結合對唐初米倉道、金牛道兩道的線路考察,提出玄奘法師系經由米倉道入蜀的可能性。

一、關于玄奘法師之入蜀

隋失其政,群雄并起,戰亂紛呈,原本比較繁華的中原地區經濟受到極大破壞,這給佛教的傳播帶來不同程度地阻撓;11歲在洛陽凈土寺出家的玄奘法師與其二兄長捷法師(俗名陳素)離開該寺,往唐都長安進發。到達長安,方知唐朝“國基草創,兵甲尚興”,“急務在用兵,文教尤未遑”。于是,玄奘又向二兄建議:“此(長安)無法事,不可虛度。愿游蜀受業焉”,學習天下僧人,往蜀中避亂,因為當時惟“蜀中豐靜,故四方之僧投之者眾”。(以上引文見唐代高僧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因為相比以洛陽、長安為代表的中原地區而言,地處西南的成都地區相對穩定,未受到戰火影響,那時候佛事繁盛,許多精通佛典的高僧都集中在成都一帶。因此,已出家為僧的玄奘法師決心入蜀研修佛法,故而與其二兄長捷法師相伴,從長安出發,歷經千辛萬苦“經子午谷入漢川”,即今天的漢中地區;在漢中,他們兄弟二人又偶遇到了在此盤亙的空、(慧)景二位大法師,遂決定四個人結伴入蜀到成都去求取佛法。是年,玄奘法師年僅十六歲。

對于玄奘法師一行四人經哪條道路入蜀,史書并無確切的記載。在距玄奘法師最近的唐代高僧道宣(596—667)所撰《續高僧傳·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對玄奘入蜀路線的敘述為:“西逾劍閣,既達蜀都”。通過這句記載推定,玄奘法師從劍閣走金牛道到成都是幾無可爭議的。但是,玄奘法師是如何從漢中到劍閣去的呢?筆者認為,存在玄奘法師經行米倉道到劍閣的可能性。

二、關于歷史上的米倉道、金牛道之線路

米倉道,系由陜西漢中經米倉山進入四川的道路。這條線路呈明顯的南北走向,取道沿山澗絕壁和峽谷,以棧道橋梁為主,雖然艱險,但在用時上仍較其他線路為省。故歷史上,米倉道就是一條較為便捷的入蜀通道。

四川大學教授彭邦本先生考證,其主線有兩條:

一條是自漢中市的南鄭縣出發,向南沿濂水谷道,經紅廟、喜神壩、小壩、巴峪關或曰官倉坪、大壩堡(或曰牟陽城)、米倉關、官壩堡(又稱“關壩”)、令牌子坡、竹壩子、柳灣子、上兩、橋亭堡、鹿角埡、甑子埡到底塘堡(今南江縣城),之后沿巴河(巴江)又曰南江河谷,經南江縣城南的東榆堡、石灰堡、八角埡、沙河堡、淘金堡(赤溪場)、馬掌堡、白楊堡(下兩河口)、元譚堡,復經今巴州區域內的棗林鋪、清灘鋪、佛龕鋪至巴中。這條路沿線歷史時期的地名、地面遺址、遺跡和出土資料最豐富,前引黃盛璋先生稱之為“巴江谷道”中最主要的一條道路,非常正確。一條是由南鄭縣出發一路到達喜神壩后,取道擋墻河、賈家河、崖房坪、臺上入南江縣境,復經焦家河、麥子坪、老君巖、龍神店、抽筋坡、銀杏坡、沙灘、閻王碥、頭道水、馬躍溪、琉璃關到南江縣城底塘鋪,余下到巴中的路段與上面第一條路線重合。以上兩線均于南江縣入川,并沿該縣境內的河谷延伸。(見《米倉道路線與性質初探》,原載《四川文物》2013年第1期)

金牛道又叫蜀棧,其線路為從漢中經勉縣西南金牛驛,南折入五丁峽至寧強縣,再轉西南經牢固關和黃壩驛,進入廣元棋盤關,此后再經明月峽、五里峽和石柜驛,以及嘉陵江絕壁上的飛閣棧道后,渡過嘉陵江,到達要塞昭化,經牛頭山,過劍門關,再經翠云廊和梓潼七曲山大廟,入綿陽后到達成都金牛壩。此路全程共約600余公里。這既是古蜀道的主體,也是后來修建的川陜公路的基礎,同時,它還是狹義蜀道的最核心部分。在較長的時間內,一直是由陜西進入四川省的主要通道。這也是為無數史書所證實的。

考慮米倉道是一條主線支線交錯、四通八達覆蓋川東北全域的南北向復雜路網系統,它與金牛道在線路上也有多個交匯點。

三、米倉道、金牛道在隋末唐初功用變遷存在玄奘經行米倉道入蜀之可能

應該講,米倉道雖然成路時間較早,上溯可至少推至三千年前,有“巴人踐草為路”的記載。由于線路極其艱險,雖然在線路上不失為一條捷徑,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主要還是軍事運兵功能,民間的商貿人文活動并不非常頻繁,故一般以金牛道為大道,以米倉道為“僻徑”。(畢沅《關中勝跡圖志》卷20《漢中府·名山·石門山》,三秦出版社2002版)

但是,正是由于南北朝至隋唐以來的戰亂,特別是中原地區正淪為群雄爭霸的戰場,這就造成了從長安地區到達今陜南漢中地區交通上極為不便;特別是原本作為入蜀主要通道的金牛道,一方面,雖然四川地區的形勢較為穩定,蜀中未發生過太大的社會動蕩,但是由于全國性改朝換代的大規模變動,所造成的地方治安秩序廢弛和地方私人武裝集團興起,從陜西經金牛道進入四川的安全性,在行者看來是大打折扣的;另一方面,也恰恰由于米倉道本身的險峻難行,這一自然地理條件的劣勢,在隋末唐初中原大亂,征戰頻繁的特殊年代里,又成為經由米倉道入蜀的獨特優勢。因為,至少經行此道的人身安全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因此,在戰亂的時期,金牛道若被阻斷,官使商旅即借取米倉道往返于成都、漢中、長安間。五代后梁乾化元年(911),岐兵伐蜀,圍西縣安遠軍,蜀中書令、北路行營都統“王宗侃遣裨將林思諤自中巴間行至泥溪,見蜀主告急”(見《資治通鑒·后梁紀·后梁紀三》)。泥溪在益昌、劍州間的金牛道上,林思諤人蜀,乃由米倉道經巴州西至益昌。同時,在唐宋相當長的時間里,都是將金牛道與米倉道并列,即時人認為這兩條道路同為由漢中入蜀的通道。陸游在《夜夢行·南鄭道中》一詩寫道:“孤云兩角不可行,望云九井不可渡?!惫略粕?、兩角山位于米倉山米倉道旁,望云、九井兩個險灘在川陜交界附近的嘉陵江金牛道側,都是極為險峻之地。陸放翁將米倉道、金牛道并稱,這說明宋代由漢中人蜀,兩道均可通行。金牛道是秦蜀間的主干驛路,米倉道為穿越巴山的輔助路線,軍事上有迂回之便。而陜南漢中地區和四川東北部地區的人民和商販,均視米倉道為出入川陜最為便捷的道路。因為從地圖上看,由于米倉道幾乎呈垂直的南北線走向,故這是一條在距離上最為便捷的通道。故而,米倉道在隋末唐初雖不能說是由陜入蜀的主道(米倉道在唐中晚期是蜀道的主路),但仍不失為人們在經行金牛道之外入川的線路選擇。

既然有確鑿史料表明,玄奘法師一行是經行劍閣進入四川的,這是否足以證明他們經行的道路就必定是金牛道呢?筆者認為,這并不一定。理由如下:

一是玄奘法師雖然是經行劍閣入川,而且劍閣也確是金牛道上的重要節點,但是,金牛道也與米倉道一樣,是由主線與多條支線構成的多重道路交通體系,而經過考古和現代田野調查表明,米倉道也確有多條支線是可以通達金牛道上四川廣元境內重要節點昭化的,而昭化又與劍閣直接通連。試舉幾條米倉道與金牛道匯入的支線:

支線一:漢中出發經南鄭、黎坪,過漢平關、城墻巖、落旗山、白頭灘至檬子、旺蒼、木門達巴中(州)。白頭灘向西經旺蒼、廣元接金牛道也可至成都。

支線二:從漢中到陜西寧強縣經茅壩河(今陜西寧強縣茅壩河鎮),通過旺蒼縣的干河壩(今旺蒼縣干河鄉)、鷹嘴巖(今旺蒼縣英萃鎮),或者經旺蒼縣的萬家鄉、鹽河鄉、國華鎮在兩會寺(今旺蒼縣雙匯鎮)匯合,至旺蒼百丈關(今旺蒼縣城),從旺蒼即可經行昭化。此路沿途以木石為棧,歷代暢通無阻,是米倉道匯入金牛道的又一重要間道。

同時,從米倉道主線到達巴中(州)后,亦有其他支線可以匯入金牛道。此道古稱巴利驛道,是在唐代以前開辟的一條通往川東北的重要驛道和蜀道中軍事、交通、商貿、物流的備用線。具體線路為從巴中經木門、旺蒼壩、尖場子、白水至利州(廣元),全長200多公里。該路西連金牛道、東接米倉道,是金牛道與米倉道的連接驛道。

二是米倉道從隋代開始就已經成為由陜西漢中進入四川的主要通道之一,這可以從巴中(州)南龕石窟洞窟最早開鑿的年代為隋上得到證明。在巴中(州)南龕石窟中出現了許多“涼商”活動的蹤跡,比如在石窟中刻有“涼商馮明正重彩”“涼商周邦秀裝修”等諸多的記載。這些“涼商”,便是來自河西走廊的商賈。而這些涼商在巴中地區的活動,充分表明在隋代古絲綢之路從西域經河西走廊南下后經過主道進入長安,另外有一條岔路,即進入隴右天水,南下仇池山區至徽縣,經勉縣進入南鄭,爾后沿米倉道進入四川。南龕石窟中毗沙門天王造像、分身瑞像,也與河西走廊有著諸多關聯,歷史上毗沙門天王的信仰最早始于河西走廊,分身瑞像在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畫中也屢有出現。而這一特征在同時代的金牛道線廣元千佛崖上并未得到呈現(見《巴蜀佛教石窟造像初步研究—以川北地區為中心》,姚崇新著,中華書局2011年北京第1版)。因此,這充分證明,在隋代大量來自河西走廊的西涼商人經行米倉道進入四川,將河西走廊特有的造像題材也帶入到西蜀大地。(見2017年1月9日《成都日報》水直文《金牛道米倉道錦自南出佛從北來》)。這也從側面可以證實,隋代時期米倉道上的商貿活動和人員往來是相當繁盛的,且直接與中原甚至通過絲綢之路與更為廣闊的中西亞地區通聯。

反觀金牛道,其從川北廣元到陜南寧強的一段歷來十分險峻,其行路的難度并不亞于米倉道;從道路里程來看,經行米倉道從旺蒼再經行昭化匯入金牛道,道路最為便捷,比從寧強到昭化要省路得多;在戰亂年代,米倉道相對安全,在當時也是時人經由陜西進入四川除金牛道之外的唯一選項,因此,從道路通行的人身安全性、道路里程的便捷性和道路通達的可行性等三方面來看,完全有理由認為,存在玄奘法師從漢中出發,走米倉道支線到達旺蒼縣,經旺蒼抵達廣元昭化匯入金牛道;再從劍閣經行金牛道入蜀的可能性。也即存在玄奘法師經行米倉道到達劍閣的可能性。

四、確認玄奘法師經米倉道入蜀的文化意味

對于玄奘法師入蜀的具體經行線路,由于目前沒有確鑿的史料來加以證實。提出玄奘法師經米倉道入蜀這一推斷,其文化意味在筆者看來,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進一步增添米倉道的歷史文化積淀。作為一個有著中西方巨大影響的文化存在,玄奘法師經行米倉道入蜀,不僅為米倉道沿線佛教思想的傳播帶來深遠影響,而且其貫穿中國北南,置生死于度外歷盡艱險從中原入蜀研習佛學,這本身就是中國佛教史上的大事件,體現了玄奘法師對執著和堅韌,從某種意義上講,是若干年后玄奘法師西行求法的預演。充分表明,米倉道是一條佛學傳播的通道、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通道、中國南北文化溝通的通道。確認玄奘法師經米倉道入蜀,無疑是對米倉道深厚歷史文化積淀的加持。二是為推動當下“一帶一路”文化交流提供歷史的佐證。玄奘法師的傳奇經歷,在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家喻戶曉。對玄奘法師西行求法前的這次由中原入蜀經歷的詳盡考證,無疑會使我們對玄奘法師的認識更加深入全面立體,會更加深世界各地人民對玄奘法師崇高人格和求法精神的理解和認同。三是對米倉道歷史地理人文影響的研究,特別是對金牛、米倉道道路歷史節點的準確辨析,能夠激發人民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對歷史文化的興趣,開啟對歷史文化的探究和探索,從而有助于提振和服務地方文旅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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